在军事力量上，帝国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了。英法美三国想要武力干涉帝国对日本的战争，那根本就不可能。他们最多的裹挟民意，谴责帝国而已。但是，那对于帝国来说，是不会有任何用处的。

“另外，在国内，绝对不允许有同情日本，救助日本的情况发生。政府要做好相关方面的宣传。”吴皓轩特别叮嘱道。中国人太善良了，见不得别人受苦。即便是仇人，也是一样的。

在另外一个时空，日本人那样的欺负中国人。但是，在关东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中国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的。但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日本人大量的屠杀旅日华人。

在另外一个时空，日本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此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波动当中。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摄政，代理总理职务。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少川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政府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东方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红十字总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文艺界，政界，商界对日本的支援，更是不计其数。

有学者统计了东方《申报》、津门《大公报》的鸣谢公告，及津门《大公报》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以东方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瓯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瓯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中国也展开援助。这次地震损失惨重，死亡14万多人。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此时甲午战争刚刚过去28年)，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燕京、津门、蓉城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大师还进行了义演。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但是，日本人是怎么对中国人的呢？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日本散布“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军队、警察和市民杀害了6000名朝鲜人和600多名中国人。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省瓯州等地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

事实证明，那些日本人根本就是白眼狼，是养不熟的。因此，在这个时空，帝国皇帝吴皓轩直接要求帝国政府通过宣传机构，让民众不要支援那些日本人，免得最后资敌。

不仅如此，帝国还要借助这个机会，痛打落水狗，一举将小日本给灭亡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