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极为漫长才能形成，一个不起眼的条例，它的形成需要经验，需要斗争，需要纵向规模。

就以调动百人以上需要兵部的核准这个制度为例，它的形成在北宋初年，由夺了孤儿寡母江山的赵匡胤所构建。

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至暗时刻，将军事彻底纳入了政治的延伸，当然随着赵光义在高粱河的战败，这种纠正立刻变得矫枉过正、过于用力，演变成了重文轻武，导致了北宋、南宋的对外战争，总是弄得人哭笑不得。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这一个历程和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需要充分的斗争。

织田信长想要推行这样的政令，而后他发现，根本做不到，更让他绝望的是，他看不到有能够执行的那一天，这就是最大的悲剧，明明已经知道了更加正确的答案，但就是无法完成政令的推行。

李诚立看织田信长稳住了局面，带兵离开了倭国的京都，临走的时候，李诚立不仅带走了刘长山，还拉走了一堆的东西，这些都是谢礼，是织田信长为了表示感谢从御所里拉出来的宝物，织田信长的白银要留着给大明做战争赔款。

没有了刘长山，还有赵长山，蒲长山，宋长山来继续做生意，只要有人，就不怕没有大明的货物，只要有大明的货物，就不怕没有白银。

李诚立写好了塘报，交给了海防巡检，由海防巡检送入京城奏闻陛下。

而塘报传入京堂的时候，大明皇帝在通和宫西花厅和李贽交谈，这次林辅成没在，林辅成还在写游学的见闻，将宗教对人的异化这個课题进行收尾，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史料，记录了现在为何出发。

“朕记得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在太白楼说无代表不纳税的事儿，怎么后来就没有了任何相关的讨论呢？朕当初问了你很多的问题，你思考的如何了？”朱翊钧曾经给李贽留下过作业。

李贽的这个观点，朱翊钧还是十分赞同的，但是实践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了，朱翊钧提出的几个问题，还只是出发之前的问题，在路上会遇到更多更多的问题。

“陛下，臣仔细想了想，臣的观点还是太浅薄了。”李贽无奈的说道：“发展到最后，不过是两宋那一套，为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李贽其实从没有放弃过他的思索，只不过在太白楼陛下连续问了他几个问题后，他愕然的发现，其实他的观点不是新颖的观点，而是早就有了。

两宋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句话只要是读书人都知道，而且时常谈及，一说就是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只字不提，文彦博这句话还有后半句，不是和百姓治天下。

所以，这句话完整的解释，就是宁愿牺牲百姓的利益，也不能伤害士大夫的利益。

但是读书人，往往断章取义，只引用前半句来证明不让皇帝一人独治是进步，忽略后半句非与百姓治天下，来掩饰两宋士大夫根深蒂固的只顾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劣根性，连达则兼济天下的遮羞布都不肯遮掩的恶。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当时宋神宗宣见了文彦博讨论陕西戎事，文彦博非但没有讨论戎事的兴趣，上来就炮轰了新政，言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意思是你神宗皇帝违背了祖宗成法，搞什么变法，那可不就乱套了吗？陕西军乱，不就是你变法搞出来的吗？

当时神宗皇帝就跟文彦博吵了起来，文彦博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神宗皇帝就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神宗皇帝说：变法伤害了士大夫的利益，导致了士大夫们都不是很开心，虽然损失了士大夫的人心，但是变法，有万民的民心。

文彦博立刻就说，百姓？百姓在哪儿呢！皇帝你和谁治国心里没数吗？和士大夫共天下！

士大夫们从何而来？从万民中而来，但是穿上了那身儒袍，最后就变了模样。

李贽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办法来，索性就不想了，反正陛下是个明君，无代表不纳税，这不是当务之急。

“臣愚钝，陛下当初问臣的那几个问题，臣…一个都解决不了。”李贽由衷的说道：“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天下的苍生渴望甘霖解救他们的苦难，却不知道苍龙，就在这里盘踞隐藏不为所动。

皇帝当初，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张冠李戴，如果穷民苦力可以不纳税，是不是大明遍地都是穷命苦力了？张冠李戴如何解决？

第二个是身份政治，以出身来区分，这个口子一开，就是给自己叠各种各样的身份，最终搞成一团糟，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比如举孝廉时候，各种稀奇古怪的‘孝子’，中原好不容易度过了身份政治的困局，难道要开历史倒车？

第三个是背叛阶级，如何保证这个代表在实现了阶级跃迁之后，仍然代表原来的阶级？不忘记自己为何出发？

第四个确定人选，如何选出‘某个人’来代表万民？万民怎么知道他的存在呢？

李贽尝试思考，而后放弃，李贽宁愿去讨论权力对人的异化，也不愿意再思考这些问题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李贽知道自己没那个能力。

“朕也拿着这几个问题去问了先生，你猜先生怎么说？”朱翊钧笑意盎然的说道。

李贽眼前一亮，迫不及待的问道：“先生有何高见？”

“先生说，看看帝鉴图说吧！”朱翊钧想起张居正那一副眉头紧锁，略显迷茫的神情，就是一阵乐，张居正最后选择了逃避，他也不知道这个答案，让皇帝看帝鉴图说去。

“朕观泰西的尼德兰地区搞得上下议政院制，本来觉得这制度挺好的，上议院呢，是旧贵，下议院的是万民代表，这样有事商量着来，后来朕发现，好像行不通，因为上议院的旧贵本就是世袭罔替，下议院的万民代表也会变成这样。”朱翊钧倒是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下议员的儿子问：父亲父亲，我能做上议员吗？

下议员父亲说：不能，因为上议员也有孩子。

“臣也想过，行不通的，陛下。”李贽倒是对尼德兰地区造了费利佩二世的反，知之甚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其路线不适合大明。

因为上下议政院的制度，大明已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了，在正统初年，就是以英国公张辅为首的武勋和以三杨为首的士大夫，最后的结果就是张辅被逼到了上不了朝的地步。

历史长了，就这点好处，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能找到历史原型，产生的种种影响，历史都给出了答案，最后形成了经验，变成了制度。

李贽摊开了手说道：“臣从头开始想，这个议政大夫如何诞生。”

“议政大夫要被人广泛的知晓，就需要诗社笔正们摇旗呐喊，需要人口口相传，这都是需要钱的，但是钱是白拿的吗？势要豪右给的这些钱，都是白给的吗？这样一来，不就是政以贿成吗？”

“还不如科举取士呢。”

“当着朕的面儿，伱当然要这样说，无趣。”朱翊钧很清楚的知道，从各种自由派兴起的时候，对于制度的探讨就会提上日程，最终敲响帝制的丧钟。

但是当着皇帝的面儿，李贽这样的狂夫，也不敢敲钟，他缺乏了一些勇气。

李贽看了看皇帝，最终没有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他其实很想说，要皇帝都是陛下这个样子的！那他双手双脚支持，探讨个屁，帝制就是最伟大的制度！

这也是风力舆论比较尴尬的点儿，陛下除了暴戾这一件事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指责批评的地方，批评陛下勤勉？还是批评陛下节俭？还是批评陛下嫉恶如仇？还是批评陛下坚韧，十二年如一日的操阅军马？

李贽一共有两个课题，一个无代表不纳税，因为皇帝陛下的英明戛然而止，只要陛下还在，这个话题就没法讨论；另外一个课题，对人的异化，李贽完成的很好，李贽这次入宫，是为了聆听圣训。

“你和林辅成新写成的金钱对人的异化，朕很不满意。”朱翊钧喝了口茶说道：“不够深入，不够彻底，浅尝辄止，过于寡淡了。”

李贽和林辅成最新一篇金钱对人的异化，被皇帝陛下否定，讨论的过于简单了。

“陛下，已经很大胆了。”李贽十分确信的说道：“这已经是臣所知道的、所思考的极限了。”

“所以，等到明年三月份南巡的时候，你和林辅成随扈前往南衙亲眼见证一下就是了。”朱翊钧知道李贽的局限性，局限在于不了解，要完善金钱对人的异化，还是要亲眼看一看才行。

李贽和林辅成认为，是金钱泯灭了人性中的理性放大了贪欲，造成了金钱对人的异化，这个出发点朱翊钧非常认可，但是他们举的例子，并不能有力的佐证自己的观点。

“明年三月南巡，已经定下来了吗？”李贽颇为惊讶的问道，陛下要南巡的风已经吹了一年了，这一直在吹风，但迟迟没有行动，现在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初步定下了明年三月份。”朱翊钧摇头说道：“朕也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

朱棣能够五次亲征北伐，是因为他有常务副皇帝太子朱高炽处理国事，但朱翊钧离开京师，平日里堆积如山的政务，就无人处理了，但是又必须南巡，因为需要到南衙亲眼看一下，才能决定万历维新的下一步动作。

朱翊钧有些分身乏术，动心起念要南巡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但始终走不开。

终于，大明国事处于稳定期，大明皇帝要去南衙亲自走一遭，见证一下南衙的发展变化，而监国之人则是潞王朱翊镠，小事盖个章，大事送南巡的皇帝手里。

皇帝出行要准备一年时间，这已经是很短的准备时间了，这可是天子出行，就下榻之地这一件事，就充满了各种变数。

李贽起身告退，他不白来，他清楚的知道了大明皇帝为何否定了他的文章，金钱对人的异化，需要更多的、更加详实的调研，才能得到更加明确的答案。

没有调研，没有践履之实、没有事实，就没有发言权，脱离了事实的任何讨论，都会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结论。

朱翊钧拿起了长崎来的塘报，看完之后沉默了许久。

实际上，倭国从头到尾都没让军事成为政治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