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对于炎黄4555年的中国来说，怕是没有这两个句话更能震惊天下，曾经为满人奴役的汉家河山，几乎是朝夕得复。

在几个月前，天下还是纷乱不乱，当时还有士子在那里言道着何为正统，但现在，随着窃据江宁的“教匪”及其“匪酋”的覆灭，加之数省先后降汉的大好时局，使得争论嘎然而止。

短短几个月间大半河山光复的现实，对于国人来说，这个过程来的有点儿突然，甚至于有点的太快，以至于在短期内，很多人甚至都无法适应这种变化。

甚至在江西、四川的山区之中，面对官府要求剪辫子、蓄发的官令时，显得有些无所是从，他们不知道应不应该减下那象征着奴役与屈辱的辫子。

面对这种无所是众，人们哀叹着汉族的被压制，愤恼着满人奴役时的残蛮，渴望着“光复旧物”。汉家河山匡正之后，那“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自然也就是瑞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一种政治正确，辫子、马褂这一切都象征着奴役，象征着满清对国人的奴役，要废除！

“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汉都督府发布了装定制的书籍，不仅规定了发冠式样，也对汉服的基本样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艺、配件图片等等详细列出，以方便民众和官员们按图索骥，找自己心仪的裁缝制作出令人满意的衣服。

一如的当年朱元璋尽废“蒙服”、“蒙俗”以恢复汉家传统一般，在这种政治正确下，包括马褂等满清的习俗首先在江南被废除，在恢复汉制与人们的习惯中两者的冲撞间，在这片大地上上演着，而在南京这座新兴的国都中，更显其形，在南京这个因上万名军政官员的存在而令人们“有重睹汉官威仪之感”的城市，往往从衣着，就可以分出官员们的不同。

在这里既可以看到那些穿着汉式官袍官员，人们看到了汉式的“峨冠博带”，同样也能够看到那些青年官员穿着仿军装的新式服装，这种新式服装，无论是常服、或是礼服都采用收腰修身的设计，凸显出穿着者的体态美，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直接在成衣店定制，合身的衣着穿着这些官员身上，到是让这些年青人帅气许多，再加上定制的几种新式的发型搭衬，更是显出青年人的精神。对于那些年长者来说，他们很难习惯新衣的硬领以及军人式的领扣，对他们来说，宽松的汉服反倒更受欢迎，“重睹汉官威仪”反而在这些年长的官员身上，得以重见。

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南京奇妙的上演着。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的奇妙——古典与现代，过去与未来，复古与振兴，总之，现在这个国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着着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像数天前，南京的人们仍用自己的方式去迎接新朝的来临——中华帝国的到来。

人们正在适应的变化不仅仅只是服装上的变化，还有年号上的变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里的人曾经了邪教的伪号，亦曾历了炎黄纪元。

在新皇登基之后，新朝的年号亦随之制定，通常按中国的习惯都是朝中的儒臣预先拟定几个备选年号，而后呈奏新君从中选择其一作为正式的年号，但是新朝的年号却是一个例外，它是由朱宜锋本人创制的。

开宏元年！

这是朱宜锋创制的年号，朝中的众员似乎能够理解这“开宏”之意，不仅仅只是“开创宏图之业”，更重要的“宏”通“洪”，有着“重开洪武之世”的含意。

或许，新朝的国号行以“中华”，而未继承“明”，但其年号，无疑是在告诉世人，新朝与大明的关系，当然，这不过只官员们的臆想罢了，他们并不之知道的是，对于选择这个年号的人来说，他之所以选择其，原因非常简单，仅仅只是为了“开创一番宏图霸业”。

“宏图霸业……”

于下关的码头上岸，乘坐着马车朝着南京城驶去时，坐在车上的曾国藩的嘴唇轻动，道出了这么四个字来。

在从电报中得知皇上选定了“开宏”作为年号之后，他就立即想到了这四个字，在他看来，这正像当年高皇帝选择了“洪武”一样，尽显其豪气。

而且在曾国藩看来，皇上将要开创的，肯定将是一番“宏图霸业”，而决非是外界想象的“重开洪武之世”或者说“重开大明日月天”。

实际上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这位皇上，那根本就是小瞧了这位中华朝的开国之君，若是他想“重开大明日月天”，又岂会用“中华”为国号？

或许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一直谨小慎微的当着这个江西巡抚，但从清降汉之后，他却得已知晓许多府中机要，可以用一种更直观的角度去看这位陛下，自然也知道，那位不过只有二十三岁的皇上，其志极大。

皇上只有二十三岁！

此时曾国藩绝不敢因为其年龄。而小看这位起于草莽的皇上，在他看来，或许这正是新朝将来安稳的保证——皇上年青，意味着皇上还有数十年寿辰，到时候，如张亮基、骆秉章者无不是已经仙去或者致仕。

皇上自然不需要像高皇帝一般，用杀功臣的方式为储君铺路。这意味着，将来所有的大臣，都可以善始善终，与其做一世的君臣。

“至少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赐鹅吧……”

这个有些大逆的念头不过只是一闪而过，而后曾国藩只觉后背一凉，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逾越之处。这根本就是大逆之念，若是搁在大清朝开国那会，但就是这么一想，估计就要身死族灭！

我是汉臣、我是汉臣……又一次曾国藩在内心对自己说道，似乎是在劝说着自己的接受现在的身份变化。现在的他身上穿的并不是青色的清式一品官袍，而是一件普通的汉式深衣，作为一个理学信徒，在几个月前，他作出了一个，影响终身的决定——降汉！

降汉！

看似简单，可对于曾国藩来说，却是在犹豫数月之后，方才做出的决定，最终促成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不希望将来于老家湘乡被人“勒名于碑”。

那石碑可不是什么好名——在安徽光复之后，如明末降清汉奸阮大铖者，虽说因他的籍贯出现了“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情况，但汉王仍然令其于两地将共名“勒名于碑”，于碑上尽道其汉奸之行，以警示后人。而如福建的洪承畴、施琅等人无不是于其乡将其名其罪勒碑示人。

对于曾国藩来说，这可以说是最致命的一击，他害怕自己的大名也如那些明末降清的汉奸一般，被列为“汉奸”，于城乡门前石刻其名，甚至在其坟茔墓碑上亦刻上“汉奸”两字。这可不仅仅只是臭名于史书，毕竟史书只有少数人看，但勒名牌上，却可让四乡皆知。届时必定是四乡皆以其为耻，其族人亦会以其为耻。

面对这种“威逼”，曾国藩在一番权衡之后，做出了他的选择与决定，而这不仅仅避免他会成为汉奸，而臭名远扬，同样也保住了曾家的荣华富贵。在他降汉之后，汉公对他倒也算信任，仍然任他为江西巡抚，直到几天前，随着一纸电报的到来，作为江西巡抚的他被调至中枢，虽说未告知新差，但进入中枢，也算是位极人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