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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请季高教我！既无胡夷之别，又焉有华夷之辩，又岂有尊周攘夷之春秋大义！”
面对朱宜锋的这一番质问。
左宗棠的脸色立即为之一变，实际上，原本他之所以会这般去说，所说的无非只是“朝廷”之言，对于任何一个读书人来说，他们都知道，表现上朝廷虽是“清承明制”，其虽标榜“不分满汉，一体眷遇”，但实际上“满汉之别”更是深入骨髓，而先前他的那番话，与其说给别人听，倒不如说是用“官方说辞”来游说自身。
就在左宗棠的脸色变幻不定时，朱宜锋更是地一步说道。
“暂且不说甲申年清军入关后，其野蛮屠戳我汉族之军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几屠尽我汉族之先民之滔天之罪。难观之其两百余年之奴役，又是如何？”
得理不饶人的朱宜锋更是向前一步，压根就没有给左宗棠任何回应的余地，虽说未曾学过心理学，可他却非常清楚，对于左宗棠也好，胡林翼也罢，他们之所以至今无意归顺自己，更多的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且不说已经出仕为官的胡林翼，就是左宗棠，其二十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又得到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高官名流的赏识。当左宗棠18岁时，贺长龄即破格“以国士见待”；陶澍初识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林则徐久闻左宗棠之名，道光二十九年冬，特派人至柳庄，召其会于长沙湘江舟中，“诧为绝世奇才”；咸丰元年，清廷开“孝廉方正科”，收罗人才，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以左宗棠应举，但被左氏婉拒；次年，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向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左宗棠，称誉其“才品超冠等伦”。
而从社会关系来说，左宗棠的亲戚师友中不乏显宦达贵：陶澍、贺熙龄是他的儿女亲家；林则徐、贺长龄是他的忘年交；郭嵩焘、郭崑焘兄弟是他的同乡兼朋友。身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左宗棠怎么可能轻易归顺自己呢？另外，左宗棠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很高的抱负，经常以诸葛亮自期，立誓要“为播天威佐太平”。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是他一生的追求，封建士大夫的正统观，也不可能让他站到清王朝的对立面去。
也正因如此，朱宜锋在反思了最初的“熬鹰”之策后，才会把他放出牢笼，让其与胡林翼同居一院之中，不过“熬鹰”并非没有收获，至少现在已经给他带来了一个阴影——其性命为他人所握的阴影。至少能令其放弃最初的赴死之念，进而珍惜性命，现在朱宜锋知道自己必须要打碎他心中最后一点坚持——也就是所谓的“正统观”。
“两百余年间，满清如何待我？其所行所为无不是歧视与压迫之策，其以屠刀杀我百姓于先，逼我改行满人辫发服饰于后，其亦于全国各要地分驻八旗，以监视、镇压汉族；更野蛮圈占我汉人之土地；大兴文字狱，毁我之文明；满清八旗者，更是享尽特权，其言道“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可数百万旗人却享有不服徭役、不纳钱粮的特权，自七岁起，即可支领一份钱粮，此前落地之时亦可支领半份，如此种种焉有平等之说？”
朱宜锋的话语落在胡林翼、左宗棠耳中只让他们两人的脸色微微一变，他们又岂不知其所说的是事实，别的不说，就是那所谓的被些许人吹捧的“雍正朝三大德政”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其本意又岂是为了“官绅一体”。其原因不过只是因为朝廷之财力无力奉养两个“不当差、不纳粮”的群体——虽说有人言道前朝财力之困尽因“官绅不纳粮不当差”，可实际上却绝非如此，前朝官绅又有多少？纵是现今大清国立国两百余年至今秀才举人累加不过只有百余万人，而引比之下，不服徭役、不纳钱粮且生下便有落地银的旗人，岁岁年年又岂之百万之数。
那所谓的“官绅一体”，表面上看似“为民”，实际上不过只是为了压榨汉民以恩养旗人罢了，至于所谓之“德政”，更是荒唐至极。除去少数只知迎奉者，又岂会有任何知其本意的读书人言道其为“德政”。
“何为正统？何为正朔？季高、润芝，你们皆是当世之贤，还请教我？”
又一次，朱宜锋再次反问道，而他的反问却让胡林翼与左宗棠的两人的心情如同海水落潮似地正在一寸一寸地向下跌落。而心神恍惚的左宗棠更是拿起茶杯喝起茶，不留意时茶叶进了口中，他便于口里慢慢嚼着，这茶相比于过去却是极为苦涩，没有一丝茶香。
“如今满人的江山已经百孔千疮，腐烂朽败，而今正值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满清却一意持续施以民族压制，任由东南海上之威胁，而不思变革，无意进取。”
虽说对于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甚至了解，但因为他们两人都曾与林则徐相识的关系，或多或少对西洋有那么些许了解，深知西洋坚船炮利之危，只当其所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西洋威胁。
瞧着沉默不语的两人，心知他们两人已经心神浮动的朱宜锋，亦深知两人与这个时代的人们一般对西洋并没有清醒认识的他，话锋又是一转，
“两位仁兄身受清廷恩泽，或许看不出这点，而许多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或许诸人早已看出，但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竭尽全力扶起将倾的大厦。可是，许多人是宁愿看着它倒塌的。这便是知之者不少、和之者少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