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东汉和西汉在西域这一件事情上的差距，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差距，因为屁股的不同，东汉没有像是西汉那样，对于外界的敌人有多么的重视，而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巩固内部统治和恢复经济上。

这其实也没有错，但是从后来东汉重新开通西域的军事行动上来说，在光武帝作为东汉第一代的皇帝的这种『谨慎对外』的态度，或许就注定了东汉在西域这个问题上，无法达到了和西汉比肩的高度。

东汉第一次试图重新开通西域，其实很简单，就是耿秉、窦固两个人带了大概一万四千人就打下来了。而且窦固这个人么，更多是来镀金的，所以打到了车师之后，就算是完成了任务，根本就没想过要继续往西域深处进军，然后赶快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自我标榜说完成了西域的收复，大大方方的在青史上写了『西域自绝六十载，乃复通焉。』

相当于出动一万四千人，打了一个距离大汉最近的车师小朋友，便是急着立旗，留下了两个红棍看堂口，结果第二年耿秉、窦固前脚刚走，西域其他邦国后脚反扑就来了，旋即再次断绝。

声势浩大，结果开通一年。

至于后面的二绝二通，三绝三通，严格算起来都不是东汉朝廷的功劳了。因为在当时，东汉朝廷直接放弃了对于西域的管辖，先是撤销戊己校尉，第二年又下诏撤回了所有西域的驻军。在这些驻军当中，就有一个了不得的人物，班超。

班超在朝廷的撤军名单之中，但是在撤军的半道上，班超认真分析了西域的形势，认为可应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于是留在了西域，一方面请求朝廷支持自己的建议经营西域，另一方面遣军击破反叛的莎车和疏勒。

然后朝廷给了班超多少兵马呢？

八百兵。

所以也应该称呼一声『班八百』。

至于其他兵卒么，或许有，但是很可能没有。因为如果还有其他的支援兵卒的话，也不会在青史上可怜兮兮的就写了个『八百』了。然后东汉就几乎将班超丢在西域不管了，直至班超在西域打败了大月氏，才让东汉朝廷吓了一跳。

因为当时大月氏是统帅了七万人马要打西域，结果被班超打败了！在这种形式下，东汉连忙封班超为西域都护，封徐干为西域长史……

然后过不久，就下令调班超回国。

结果自然是班超一走，西域又乱了，后来西羌叛乱，连带着西域也就自然而然的又断绝了。

等到第三次，是班超儿子班勇站出来。西域邦国一听是辣个男人的儿子来了，又是干脆利落的展现了武力，于是西域邦国又是连忙投降了……

但是东汉最后怎么回报班勇的呢？

因为在攻打元孟的时候，班勇和敦煌太守张朗兵分两路，约定好是在元孟城下汇合，但是张朗抢功先一步攻下了元孟，结果就说班勇失期，下狱，免官，后来班勇就老死于家中。

为什么呢？

按照道理来说，元孟已经打下来了，既然目标已经完成，不就行了么？

不行。

因为当时班勇已经可以在西域调集三万余兵马了。

班勇死后，后来西羌又乱，到了汉灵帝时期，基本上也就是再次断绝，直至斐潜派遣吕布在此开通西域……

『西域之弊，其一乃向汉者多亡，逆汉者得免，此消彼长之下，便是越发乖张偏执，难有驯服。』斐潜就之前三绝三通之事进行了大概的总结，『又多惧于外，苛于内，西域岂有不失乎？便如乌孙，原有和亲，多结善盟，然轻易舍弃，背信忘诺，几番乌孙求援，置之不理，犹如惘闻，至今乌孙游离于外，反亲贵霜，不可不引以为戒是也。』

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东汉皇帝的锅。

因为在东汉之后，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贫富差距和阶级垄断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即便是在短暂的恢复经济之后，又陷入了阶级内部的相互争斗，使得朝廷上下根本无暇他顾，对于西域的政策比较消极和保守，经常出现摇摆，导致中央王朝在西域的权柄威信不断下降，乌孙也就和大汉渐行渐远。

类似于乌孙这样，一开始倾向于大汉的西域人，在几次反复拉锯当中，大多数都死了，或是跟着大汉死在了收复开通的过程之中，或是死在了断绝之后西域本土的清剿之内，而那些对于大汉抱有恶意的，却能在大汉恢复开通西域的时候，得到一定的赦免。

简单来说，西域的好人死得多了，剩下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斐潜知道，乌孙是天山北面通往中亚的另外一条重要通道，如果说打通了乌孙，那么就有机会沿着尹犁河抵达巴尔喀什湖，然后将巴尔喀什湖作为跳板，瞄向更远的地方……

当然，这是斐潜的一个设想，至于将来能不能走到那一步，就不得而知了。

『西域之弊其二，职权不当，名实不符。』斐潜继续说道，『西域之内，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将兵长史、骁骑都尉等职，权柄不知其大小，兵卒不知其多少，辖域不知其远近，今日颁之，明日撤之，有汉四百年来，竟无一人以定制！西域之大，岂不如交趾乎？可悲乎，可叹乎？』

大汉对于交趾，还正儿八经的划分出了几个郡县，而西域从始至终，都是敷衍了事。即便是在西汉七十年的相对稳定期间之中，也没有对于西域进行郡县划分和治理。

交趾的汉人多么？其实也不多。交趾就没有其余邦国么，也同样有很多占人部落，甚至是占人国。可是对于交趾，汉代的态度很坚决，就算是九真日南都失去了，依旧还有个交州刺史，可是西域呢？

于是在西域之中，就非常尴尬的体现出一种西域都护府的统治行政实践的既成事实，和其法理约束的依据之间差别太大而导致出来的极度不和谐。

如果说是大汉因为和匈奴反复拉锯，导致不好在西域设立稳定的机构，表面上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在匈奴统治西域的时代，由于匈奴自身部落联盟式的初级国家形态所限，它对于西域城郭诸国的控制仅仅是通过由日逐王派遣一名僮仆都尉来管辖的。这个僮仆都尉可能拥有一定的简单的属官和下辖兵马，具体如何不是很清楚，但是有记载说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也就是可以明确这个机构是游动的，不是定点。

从匈奴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等等来看，注定了这个僮仆都尉，只能是类似于游牧性质，不可能深入西域腹地长期屯驻，也就不可能对于西域之地有比较深刻的持续影响。

这一点，从后世对于西域的遗迹挖掘可以证明。

在西域大部分考古发现的在大汉时期这个阶段官署和屯垦机构，基本都是华夏的印迹，而属于匈奴的几乎没有。李广利伐大宛后，『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斐潜说到此处，便是叹息有声。

斐潜他真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这些早期的大汉殖民据点，竟然历经了四百年，都没有能形成有效的律法惯例……

若是大汉早期能将殖民制度定下来，何必等到后世日不落？！